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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股票配资与以往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不同

2025年6月26日15点，复旦大学历史学科一百周年志庆系列讲座在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举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Inalco）汲喆教授与法国远东学院（EFEO）杜杰庸（Guillaume Dutournier）副教授在“反思早期法国汉学：学科建设与概念流动”的主题下，分别报告了“沙畹《泰山》的社会学解读”、“互为镜像的反思性：杨堃与法国汉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文史研究院教授章清与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鲁西奇教授、巫能昌副教授、章可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黄蓓教授等学者亦参与了本次讲座。

这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戎恒颖主持。戎恒颖介绍了汲喆、杜杰庸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背景。法国远东学院下半年即将与复旦合作建立“复旦大学-法国远东学院人文研究中心”，本次讲座是该中心成立的先导学术活动，杜杰庸将担任该中心的首任法方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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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汲喆在讲座的开场白，就引用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话。这位社会学的奠基人强调，如果历史学具有比较学科的特点，也就具有了社会学的特征。而所谓比较，在时间轴上，是古今的比较；另外则是空间轴上进行不同社会的比较。沿着涂尔干的表述，汲喆指出以往更多会将汉学视为历史学，但是汉学作为研究他者的学问，内在地一开始就带有比较的因素，因此就具有社会学的特征。

沙畹对《史记》的研究就包括有诸多对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比较。至于其《泰山》一书，则更有明确的社会学意识。沙畹并非首位研究泰山的汉学家，可是以往的研究更多是游记的性质，《泰山：一种中国信仰专论》是第一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泰山的著作。与以往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不同，沙畹其实可以看作是法国派到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他最先在中国开展的研究计划，便是翻译鸿篇巨制《史记》。之前汉学家对于《史记》的翻译一般是选取人物传记，可沙畹的做法与众不同，他是从没有人研究过的“八书”入手，还是相当难的《封禅书》。正是对封禅的研究，引起了沙畹的兴趣。1891年沙畹首次考察了泰山。在1907年，沙畹第二次来华，开始了长达十个月的华北考古之旅，又第二次登上了泰山。三年后也就是1910年，《泰山》终于出版。

如何解读《泰山》这本书呢？汲喆提到沙畹的学生、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很快就发表了书评，认为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宗教最为精到、缜密的作品，也有其他欧洲汉学家关注到了这部作品，但总体来说这本书并未引起太热烈的反响，对泰山、其他中国圣山的宗教史考察并没有在沙畹的研究基础上继续跟进。一直到二战后，《泰山》才开始发挥“典范”的作用。苏鸣远（Michel Soymié）在1956年发表了研究道教圣山罗浮山的长文，其标题便是《罗浮山宗教地理学研究》。可是之后汉学界依旧没有更多的作品问世，直至1990年代，海内外学界开始对山岳研究产生兴趣，圣山研究才变成了显学。就沙畹生活时代的汉学而言，关注的重心是新发现的史料、中国内部诸民族的冲突、中国和其他亚洲政权的冲突。就是在沙畹本人的研究中，《泰山》也是相对边缘的，比如他对于汉代简牍的研究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直到2005年，《泰山》才有了日文译本，而中文本更是等到2024年才出版，英译本则是至今尚未问世。不过海内外学界确实在重新注意到沙畹的泰山研究，比如《投龙》的中文译本、英文译本都将在不久后出版。

其实，能够阅读法语的学者还是会重视《泰山》。汲喆特别展示了鲁惟一、夏含夷给《剑桥中国古代史》撰写的序言，其中不仅是提到沙畹，让人惊奇的是只提到了《泰山》并且给予了高度肯定，甚至认为这部著作是汉学研究“第一项伟大的原创性成就”。《泰山》启发了两类研究的进路，一种是以民俗研究为中心，透过民族志的方式搜集更多的材料，这方面的代表是韩书瑞（Susan Naquin）的研究；另外一类研究虽然不是围绕泰山展开，却是使用了沙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其他的神圣空间。典型的例子就是罗柏松（James G. Robson）对南岳的研究，罗氏在绪论中特别提到了沙畹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路径如何给予他启发。又比如中国大陆学者魏斌有关六朝史的研究，也有沿袭沙畹的研究方法。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INALCO）汲喆教授

紧接着汲喆的报告，杜杰庸也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他提到自己和汲喆老师在法国有一个阅读汉学家著作的博士生研讨班。研讨班的第一个任务，是以法国汉学为例对学术汉学的奠基性阶段进行反思性回顾。尽管“汉学”这一概念在定义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它不是一门拥有成熟科明确范式的学科,而只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而已），但仍有一个关键标准不容忽视，那就是在描述与分析中所采纳的“外部视角”。这导致汉学与“中国研究”不同，更强调研究中的“相对性”维度。

研讨班关心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方面是更好地了解早期法国汉学家如何利用汉学之外已有的方法体系，不仅丰富了对中国的认识，也推动和巩固了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整套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制度化汉学相较于早期由传教士所奠定的 “自发性汉学”传统所带来的独特贡献。这个制度化的过程构建起了一种集体学术身份，而在这一学术身份中，“非功利性”无疑占据了核心位置。研讨班的第二个目标是力图审视早期法国汉学的表现，具体分析其背后所涉及的知识与权力关系，比如通过重新审视像沙畹这样的学者。沙畹的学术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功利性”的，正如沙畹的弟子马伯乐（Henri Maspero）在他1918年去世后撰写的悼词中所言，沙畹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他“第一个成功地摆脱了‘本土学术’的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讲，沙畹并不在意当时的中国人是否反思自身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是否思考在一个正在自我变革的社会中，知识实践意味着什么。但恰恰是这样一种知识与社会的自我革新，构成了与沙畹同时代的清末士人的时代使命；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些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学者，逐渐成为20至30年代汉学家们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者。

杨堃正是这些“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的学术轨迹与法国有着深刻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自1921年起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大学博士”文凭）；其二，他在巴黎曾修习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课程，并努力把葛兰言的方法和研究引进到中国的学术界。杨堃的学术轨迹呼应了两种不一样的重要任务：一方面是对“中华文明”这一现象的客观化处理，另一方面是作为知识建构的过程，即构造出分析这一文化现象所需的工具体系。但这个跟上述汉学研究的根本性差异在于：杨堃是中国人。对于他和当时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其他中国同学来说，“中国”既是一个可以实地观察或研究的对象，同时又是一个深刻嵌入其族群、政治和文化身份的标记。从这个角度来讲，杨堃当然并非个例。杨堃的学术轨迹体现一种艰难的“双重忠诚”。基于这个思路，杜杰庸指出里昂的档案可以展现年轻的中国学者当时如何与法国学术界的人进行交往、请教，从而在这一具有危机感的时代找到自己的道路。

法国远东学院（EFEO）杜杰庸副教授

讲座结束后，在场的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葛兆光教授首先分享了自己对于沙畹的泰山研究为何长时间被忽视的看法；关于葛兰言的翻译，在民国学术界起到更大作用的是李璜；另外当时对于法国汉学译介贡献最大的是冯承钧，可他并非学术界的主流，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相比之下，杨堃从事的主要是人类学研究，可能无法追随法国汉学的路径。

葛兆光教授

章清教授在与谈中表示，他非常赞赏两位老师以研讨班的形式讨论法国汉学。他认为应当以研讨班的形式，把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国家在内的中国学、汉学研究进行讨论，形成个案之间的互相交流。就自己的阅读体验来看，读沙畹的研究感受不到太多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

汲喆教授（左）与章清教授（右）

章可副教授提及法国汉学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汉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以往的研究大多数只在法国汉学研究的传统中进行讨论，可是沙畹来华时与日本、英国汉学家都有来往。对沙畹同时代汉学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素有研究的黄蓓老师也比较了两位汉学家在中国的考察。巫能昌副教授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熟悉法国汉学的研究脉络，在报告人与与会学者的对谈中补充了诸多有价值的学术史信息。

发布于：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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